原创 胡莎、洪树涌 广东泓法刑辩战队

 

 

2021年7月26日，被告人许国利因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社会危害极大等原因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①。死刑立即执行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，对被告人来说，是否也是手段特别残忍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纯粹看行刑过程，合法地杀死被告人的裸的行为，毋庸置疑，确实是特别残忍。但司法机关为何以暴制暴，以特别残忍的死刑手段，来惩治手段特别残忍的罪犯许国利呢？为何必须对“敌人”许国利判处残忍的死刑立即执行呢？除了死刑判决中的法律套语“被告人手段特别残忍”②外，是否真能实现各种刑罚目的？预防杀人犯罪？使被告人获得其应有的惩罚？对被告人予以公然的谴责和非难？宣泄社会与被害人家属，对被告人及其罪行的愤怒、憎恨情绪，不判处罪犯死刑，就是对“被害人家属”的残忍？下文将对此四个问题一一作答，并主张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，应充分彰显生命权价值被认真对待。

01

死刑能够预防杀人犯罪？

为了震慑杀人者或社会上潜在的杀人者而使用最具暴力性、残忍的死刑，是通过威胁、恐惧，来强力制止杀人者或潜在的杀人者，今后继续实施杀人行为。这种威慑理论，明显是没有将杀人者或潜在的杀人者视为道德主体，或没有将其视为目的，却视为预防犯罪的手段，视为实现预防犯罪社会效果的“工具”。③但该预防犯罪的“工具”，要么无用武之地，要么饱受质疑。一方面，杀人者被执行死刑后，不会再去杀人，其不是基于心理慑于死刑而不去杀人，而是肉体无生命，无法再杀人；另一方面，社会中潜在的杀人者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死刑的威慑而不杀人？这不得而知，即使有确定的数据，也将是抽象的或充满疑惑的，经不起学术上的深究，甚至有相反的数据证明死刑对预防杀人犯罪确实是无效的，而且每隔段时间，新闻就开始重新报道新的杀人案件。

02

死刑能够“杀人偿命”？

众所周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即使国家反过来合法的杀死了罪犯，被害人的生命也无法被偿还，特别是在许国利杀妻案中，被告人家属就是被害人家属，死刑对家属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再度失去。既然是“杀人偿命”、“一命抵一命”，为什么不是被告人自杀、被告人自己病死、被告人出意外死亡、或被告人被被害人的“鬼魂”吓死或吓疯？或提供合法途径让被害人家属杀死被告人？为什么一定是司法机关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来实现“一命抵一命”呢？如果奉行真正的“杀人偿命”、“一命抵一命”、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在张波、叶诚尘故意杀害张波两名亲生幼儿案中，司法机关应该提供合法的司法程序，让被害人家属陈美霖亲手将罪犯张波、叶诚尘从15楼推下摔死，实现“两命抵两命”的等值报应。但这明显是特别残忍，充满原始的血腥味，现代文明社会不能接受，当然，对于活在语境、情感中的具体个人，是可以接受的。只是在被告人杀害二名被害人的情况下，又无法做到一命抵一命，这使得“杀人偿命”本身是一个悖论。而且，“杀人偿命”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死刑不是唯一途径。

03

对被告人宣告死刑就意味着对其予以公然的谴责和非难？

死刑本身是残忍的行为，死刑本质上是没有尊重被告人具体的个体生命权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正当地杀死他人，例如正当防卫杀人、受胁迫杀人、基于被害人过错的杀人、同归于尽的杀人、执行死刑而杀人、基于被害人同意的杀人等等，我们会认为这些被合法或正当杀死的人，是该死，是罪有应得。另外，一些潜在的犯罪人，不会因为仅仅看到新闻媒体上的死刑判决而放弃犯罪，因为潜在的罪犯也只看到血债血偿，被告人被判死刑是活该，罪有应得，自己杀死某人，然后同归于尽，也是某人活该，某人该死，其并没有感受到司法机关对杀人行为切实、公然地谴责和予以强烈的非难，以下理念没有深入人心：国家强烈谴责杀人行为，尽最大可能的非难杀人者，任何人都不得杀人，杀人本身是极其残忍的行为，要充分尊重个体的生命权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杀人，除非有充分、正当、合法的理由。

04

死刑可以宣泄社会与被害人家属对被告人及其罪行的愤怒、憎恨情绪？

被告人被执行死刑，确实可以宣泄社会与被害人家属，对被告人及其罪行的愤怒、憎恨情绪，但宣泄情绪之后，生活还在继续，伤痛仍铭记于心，被害人家属内心并没有获得和解或安宁，被害人家属本可以慢慢获得真正的康乐、幸福等至善，却只是获得了预防犯罪、宣泄情绪的中间善。反之，如果从被告人是我们的同事、同学、亲戚或家人等角度来思考，不将被告人视为敌人、陌生人、十恶不赦的罪犯、畜生、禽兽不如等，而将其作为我们的同事、同学或亲戚的被告人，视为理性思考、负责自治的道德主体，主张其本身就是目的，而不是手段，使其自我通过道德追问，既能顺应严惩杀人犯的社会道德诉求，求司法机关判处其死刑，使其“杀人偿命”，也能在媒体上或法庭上诚恳地主动告诫、警示社会或子女后代，不要实施杀人的行为，杀人是极其错误的行为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，被害人的生命也是至高无上的，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被害人的生命，恳求与被害人家属和解。只有这样，整个死刑案件的审判，才能充分彰显生命权价值被认真对待、生命被予以优先、被予以绝对保护。

总之，死刑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社会一般人杀人，这是充满理论争议的；死刑也不是“杀人偿命”最好的、唯一的方式；死刑也没有向社会传达如下重要信息：国家强烈谴责杀人行为，尽最大可能的非难杀人者，任何人都不得杀人，杀人本身是极其残忍的行为，要充分尊重个体的生命权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杀人，除非是特殊的正当防卫，或者有其他充分、正当、合法的理由。最后，死刑确实可以宣泄社会与被害人家属，对被告人及其罪行的愤怒、憎恨情绪，但是我们在死刑审判中要追求的，应该是被告人主动、自愿接受死刑判决，深信只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，才能赎罪，通过赎罪，为被害人家属带去康乐、幸福至善，并对自己的杀人行为予以否定性的强烈谴责、改正性的道德非难与长期、深刻的世俗忏悔，使不能杀人的观念融入至自己的价值观体系，这可能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，但是这种理想值得我们去追求。

①《杭州中院》微信公众号。

② 陈兴良：《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及其死刑裁量——以刑事指导案例为对象的研究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13年第4期，第160页。

③【英】安东尼-达夫著：《刑罚、沟通与社群》，王志远、柳冠名、姜盼盼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34页。